在中华文明发展到一定时期,先民们发明了十六进制杆秤,十六星分别是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和福禄寿三星,寓意人在做天在看,缺一两少福,缺二两无禄,缺三两短寿。人们希望用这个唯心的思想约束商人的欲望,使其不敢短斤缺两。后来发现总有一些人无视这种思想上的约束,千方百计的利用计量器具来获得格外利益,这样就促成了计量器具的法制管理。皇帝任命地方官员并授予印信,印信本身就是一个实物量具,其重量由国家最高标准赋予,印信象征权利,这就是“以权为重”的由来。到了地方再以此印信作为地方最高标准,复制后发给专门管理市场的人员,从事这个工作的人称为质人,质人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市场上使用的秤,从而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重量单位。这大概就是最早的量值传递系统了。始皇帝规定每年秦历八月为检定度量衡器具的时间,因为这个季节温度适宜,器具性能稳定,有利于提高检定质量。符合规定误差的要打上签印,超出误差的及时修理或更换后再检定,超出误差继续使用的要罚以盔甲和盾牌。这个模式一直延续了几千年,保障了华夏大地上的贸易公平和计量准确。
从上面不难看出,过去控制短斤缺两行为无非三点:首先从道德信仰方面来约束,大多数人还是心有敬畏的,举头三尺有神明,毕竟谁都不愿意少福缺禄短寿,这是不想做。其次是法制管理的必要性,质人在这个领域拥有绝对的权利,使用者必须自觉主动的接受官方的检查,并在管理控制下进行经营活动,这是不能做。第三就是重罚,当违法成本大到其无法承受时,也就没人有胆量去触碰红线了,这是不敢做。仅此三点,从道德信仰到法制管理再到重典刑罚,环环相扣简单有效,使其不想不能更不敢作弊,老祖宗的智慧令人佩服。
在我们还叫做标准计量局的时候,那是很重视民间贸易用的计量器具的,包括量布用的尺,打酒打酱油的提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秤。每年都要搞几次打击短斤缺两的行动,我们每个检定员都考了计量监督员证,有现场没收和罚款的权利。日常检定中只要发现作弊行为直接现场处理,还记得杆秤作弊方式有换非标准秤砣的,有故意磨损秤砣的,有在提手处加隐蔽小拉钩的,还有更高级一点搞伸缩杆的等等,是作弊方式最多的一种秤。台秤和案秤有调整零点的,有利用偏载作弊的,有在关键位置放磁铁的,也有磨损秤砣或把秤砣铅封扣掉的。后来又出现了弹簧秤,商贩随便拧几圈弹簧或扳一下传力杠杆,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重量。这些作弊手段,都是商贩不可能瞬间恢复的,只要咱检定员检查够仔细,经验够丰富,都能现场检查出来。只要是恶意作弊的秤当场销毁或没收,在以后的日常检查中这个商贩就是重点检查对象,缺斤少两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。后来随着科技的发展,电子秤逐渐普及起来。90年代初期,电子衡器只有有限的几个品牌,衡器厂家和技术机构都比较重视调整程序的保密。我曾受检过一批外地买回来的电子计价秤,发现最大称量略微超出允许误差,用户手里没有调试说明书,跟生产厂家联系后,人家要求当地计量检定机构出证明,调试资料必须直接发给计量所。虽然过程挺麻烦的,但充分体现出了厂家的职业道德,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计量调试的重要性。
当我们改成技术监督局的时候,侧重点变成了打击假冒伪劣,计量职能逐渐弱化。这个时期的电子秤市场,生产厂家多如牛毛,品牌型号杂乱无章,调整程序各种各样,标定密码随时更换,为了占领市场提高销量,销售方可以通过视频指导用户,想怎么调就怎么调。初期的电子秤作弊一是故意调整称量准确性,达到欺骗消费者的目的,二是在传感器上加装遥控接受器,通过手里的遥控发射器 |